最早的时候，被迫读的是《三字经》之类的东西，父亲早逝，母亲读过一点私塾，但识字和文化都不多。《三字经》的重要性在于，它让作为孩子的我，知道了我的祖先是谁，我应该有怎样的善恶之分和克己反省的习惯，我应该如何对待父母亲戚朋友。这比现在幼儿园就灌输小孩爱国爱党，成人后才被劝诫不要随地吐痰，要好得多。
     我在30岁之后才接触到《大学》，恍然觉得《三字经》或者千字文原来和这些经典，是一脉相通的。其意不正，其心不诚，对待自然和社会所产生的偏差，不是大学文凭能抵消的。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对中国中小学教育非常担心，师生的压力都很沉重，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头奶牛，老师和父母的期望只是通过教育挤出哗哗的分数之奶，学生被大量程式化的反复练习，毫无意义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种社会病态很可怕。
    在我的中学阶段，阅读得比较多的是古诗词，其中《诗经》尤其令我喜欢。上世纪70年代的县城里有一所小小的图书馆，其中《林海雪原》和《李自成》等最受欢迎，但却非常乏味，另外就是一些前苏联和法国作家的作品，我比较喜欢大小仲马，大仲马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基于这一点，高中时读到金庸，觉得两人堪可一比。
    图书馆的书不多，我的小人书不少，我就在戏馆前开了个小人书摊，1-2分钱看1本，淡的时候一天赚两三毛钱，好的时接近两块钱。书摊的收入，部分用来增加新的小人书，另外就是买我喜欢的其他书籍，例如诗经、楚辞，左传，诗三百，唐诗别裁，宋词别裁，香山居士集，淮海居士集，万首唐人绝句等等一大堆。我曾买过一本臧克家做序的《绝句一百首》，老先生在序言说，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晖，这样的怨妇思夫，小孩怎么懂呢？没关系，死记硬背就行，因为长大后回想起来自然就懂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懂得愈多样愈复杂。而长大后你很有可能不再有充裕的时间去背诵。因此在中学期间我就死读死背了不少书籍，让我终生受益良多。在这些书中，我最喜欢的是《诗经》以及曹操的古诗。诗经中感情的纯粹优美，如同雪山清泉。
    有露珠的青草，我喜欢的女孩，宛如清扬般走来。
    苍茫的芦苇，渐寒的白露，我爱的人啊，你在哪里？
    花儿开了，娇艳呵，你在哪里？花儿开着开着快凋谢了呵，你在哪里？
     我爱的人呵，长眠在树下，冬天了，他在地下会冷吗？

    无论用何种姿态翻阅《诗经》，那种震撼人心之绝美，常常让我无言，甚至恍惚觉得，《诗经》一出，便已是不可逾越的绝响。
    基于这样的经验，我也让我的孩子钟天行从小开始阅读，他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和《资治通鉴》（白话本），也爱读隋唐水浒之类。读东周列国时，天行说，从国君到义士，这些人杀来杀去，几乎看不到好人。接近春秋无义战的本意了，在很多时候，也许是成人低估和扼杀了孩子成长的天空。
    中学到大学期间，我更喜欢阅读一些哲学书籍。其中《道德经》《通向奴役的道路》和《政府论》对我而言极其重要。因为平素是自己乱读书，全凭兴致所之。譬如我不太喜欢《论语》，原因在于我总觉得董仲舒和朱熹两人，装神弄鬼地不像正常人，其诠释也未必正道。凡读《红楼梦》，我必跳过书中大堆诗词，因为那些香艳低俗不忍卒读。
    据说《道德经》是仅次于《圣经》的、全球发行量第二大的读物。人们通常总是走老庄之路，把它当作文字作品来看待，而没有走黄老之路，把《道德经》作为伟大的政治哲学来看待，或者说，在我看来，《论语》对个人修身养性大有裨益，但对治国几乎无用，而《道德经》似乎是世外智贤对君主的训示。历代儒生对《道德经》的篡改和伪读实在多了点。
    例如，老子从没说过“无为而治”，而是说“为无为”，也就是按照事情本来的规律那样，去治理国家。这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老子说治国如“烹小鲜”，而不是生吞活鱼。无所作为和胡乱作为的政府，都是不可取的。儒生和皇帝总相互吹嘘“不教而化，不行而治”，是为皇帝偷懒不好好工作找借口。例如老子说，“使民重死而远徙”，后世儒生篡改为“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老子本来的侵略性的、扩张性的治国理念，就被改成了躲在君主父母身边的犬儒计策了。我常常以为，《道德经》包含了对人性和政府的深深怀疑，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一种因彻底绝望而产生的有克制的乐观主义。
     在我的大学期间，西方哲学思潮席卷而来，其中五角丛书可能深深影响了一代人，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尼采的意志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都是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所钟爱的。我武断地认为，那个年代的青年不会拒斥学术讲座，但会拒绝于丹式电视书场；不会热烈拥抱海子舒婷，但会瞧不上琼瑶迷们，不会停止对哲学的好奇，但却始终无法摆脱对政府、对权力高度警惕而厌恶的烙印。
    这时，两本书给了我迷惘思考的某些清晰答案。即《通向奴役的道路》和《政府论》，当时我看到的《通向奴役的道路》是红色封面的节译本，其中对专制和集权的鞭挞，对自发扩展秩序的解释，给我以光明的想象。哈耶克、米塞斯、林赛等的论著，在十多年后，才由中国社科院的一批青年学者组织系统翻译出版，是我一直珍视和保存的。《政府论》对什么是政府、政府为什么必须有限并且要置于监督之下、政府的组成和职能给予了清晰的论述，约翰·洛克连同大卫·休谟等一道，很大程度上澄清了我阅读卢梭和伏尔泰时的困惑，尤其是卢梭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对政府的无限幻想，常常让我怀疑卢梭，怀疑他所主张的政府要么是纯洁的神府，要么将堕落向邪恶。
    此后我逐渐走上了职业经济学家的道路，专业书籍的阅读比例越来越大，对文学哲学的阅读有所减少。经济学、金融学的大量书籍是形而下的，我从来未能接受“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这样的观点。通过阅读，我知道书籍很多，但值得一生阅读的也许不多；我知道沉迷于电视报纸的头版头条，更容易让人成为神志不清的“知道分子”，而不是拥有自觉灵魂的知识分子。如果说有什么书不得不提，那么《热力学统计》和《资本论》也都十分重要，前者诠释了自然界，后者诠释了人性和经济活动的关系。
    年过四十之后，我有了系统读经的愿望，但心力修为浅薄，让我读得多，偶有所得，读懂的却甚少。其中《心经》《大涅槃经》是必读的入门，我并非想去皈依，而是试图触摸彼岸，寻找灵魂的家园。
    林林总总这些，对我影响巨大的书籍，似乎和我养身立命的专业无关，但我却以为深刻地塑造了我从事专业研究的基点。作为人，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的无知是无限的。
    所以，放下现代性的傲慢，去回望我们的家园。在我的孩子10岁时，我对他说，每天看五分钟新闻联播、非诚勿扰之类，坚持十年，这个人仍将是一无所知的废物，每天五分钟，读一点经典，学几句法语，同样十年，这个人将有一技之长。人生是一种习惯，甚至只是一种阅读习惯，因为天堂大致就是图书馆的模样。
     阅读是一种力量，让我们安静地存在。尼采说，上帝死了，然后，福柯说，人死了。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必须好好活着。

（原文刊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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