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高校，周鼎现象绝不是个案；但我同样也相信，其实高校教师中像周鼎一样的愿意专心教书的不在少数。但是我更承认，当前多数高校的考核机制，仍然是课题导向、经费导向、成果导向的。尽管在不少高校的职称晋级方案中鼓励教学的说法不少，但是教授们投票时最为看重的，应该仍然是科研成果一项。​​科研可以量化 但是教学不能​
 ​        其实，舆论并不一定了解的是，这些在行政部门制定考核指标的人，很多都是教师出身，甚至有一些是资深学者转型为管理者。今天中国的高校，多数领导都是从教授、研究员、博导、名师来的，而又有多少管理者一方面曾经深受题、经费、论文考核之苦，另一方面又变相加剧了这种行政考核带来的负面伤害呢？​​究其原因，一方面一些行政管理者大跃进式的办学要求，不尊重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办学理念，但另一方面，我也理解职称评审者的心态，科研可以量化，但是教学不能。一个严格教学却不为学生所喜欢的老师，和一个鼓励个性为学生所喜欢的老师，谁教的好谁教的差？一个培养出半途辍学的比尔·盖茨的老师，和一个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老师，到底谁应该先评上教授？​​但是，教育工作却是恰恰不能量化的，更是不能从众的。我们都知道大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培养对于社会有用的人。但是培养人的最大困惑，其实在于成果无法量化。中小学可以凭借高考升学率，在家长中名声大噪，但是高校呢？​​ ​        每一个走进大学的教师，从内心深处都相信教学是自己的主业。因为一个真正理想的高等教育，是10年、20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浸培养和认真教学，是不考虑出大师、不考虑争创一流大学的教育，是考虑培养真正的人的教育。没有数以千计的社区大学和公立大学，就不会有傲视群雄的常青藤，没有上百年个性化特立独行的培养模式，就不会有牛津剑桥；这种长时间高投入看不到奖章和光环的高等教育模式，恐怕不单是我们的主管部门无法接受，可能连我们的社会也无法接受。​​ ​中国高校：精神的困境，而非成果困境​
 ​        高等教育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更不能要求每一个高校教师既当科研大家，又当教学名师，还当社会领袖。我们当然期待这样的双肩挑三肩挑人才，但是我们应当理解，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还活着，恰恰是因为一群又一群潜心教学不问名利的人扛起年轻一代走上社会之前的最后一节课。​​ ​        所以，片面量化的考核模式与浮躁的舆论氛围似乎已经联手敲响了高等教育的警钟。决策者、投票者、服从者、围观者、批评者甚至逃离者都无法摆脱责任。中国高校的困境，不是成果的困境，而是精神的困境，不是没有实干的人、投入的人，不是没有可以转化的成果，不是没有用心教学的老师；而是缺乏真正的培养人的导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简单的行政化批评，似乎都只是警钟响起后的回声而已。